校园新探丨水枪大战+Labubu狂欢！杭城休业式玩出新高度
校园新探丨水枪大战+Labubu狂欢！杭城休业式玩出新高度
校园新探丨水枪大战+Labubu狂欢！杭城休业式玩出新高度潮新闻客户端(kèhùduān) 记者 马黎 方涛 通讯员 马磊
浙江自然(zìrán)博物院库房。
一只玻璃瓶，酒精泡着几颗白色(báisè)的螺。一张白色布条沉在瓶底(píngdǐ)，黑色字迹，有拉丁文，还有中文：青岛廿五年七月下旬 董聿茂 先生(xiānshēng)采。
转过瓶身看标签：纵肋织纹(zhīwén)螺。
这是一件1936年的(de)标本。
在浙江自然博物院（以下简称自博）工作了(le)28年，马磊第一次通过照片看到了“董伯伯”采集的标本(biāoběn)，几分钟后，同事发来一张表格，文件名：董聿茂(dǒngyùmào)先生采集捐赠标本。
另两件“日本(rìběn)大鲵”的标签上，标注：抗战。备注(bèizhù)：董聿茂先生从日本带回。
今天知道“董聿茂”这个名字(míngzì)的人，已经很少了——他的同事，你可能更(gèng)熟悉：施昕更，良渚遗址发现人。
7月6日(rì)是第6个(gè)“杭州良渚日”，明天就是7月7日，88年前的这天，卢沟桥事变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战争影响了全国人民的命运(mìngyùn)，同样，也影响到良渚文化的命运。
可以说，没有董聿茂的支持，就(jiù)不会有《良渚》报告的问世，也没有良渚遗址(liángzhǔyízhǐ)第一次科学发掘，也没有今天的浙江自然博物院。
但是，在本次采访之前，我们对董聿茂的所有了解(liǎojiě)，几乎只来自(láizì)施昕更故事的一点点虚影。
“我(wǒ)进馆里时，董聿茂先生不(bù)在了，时间已经不等我们了。因为你来采访，我去档案室(dàngànshì)查，几乎查不到董伯伯的任何资料。”马磊很着急。
今天，我们如何(rúhé)寻找董聿茂？
前几天，马磊去教工路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会，碰到考古所的朋友，开玩笑：这个(zhègè)过去是我们放(fàng)“僵尸”的地方，你们知不知道？
1998年1月6日，浙江自然博物馆在教工路71号开馆，2007年11月8日闭馆，2009年7月搬到了西湖文化广场新馆。现在省考古所的(de)“碉堡楼”，就是老自博(lǎozìbó)展厅。一楼恐龙(lóng)陈列，有毛氏峨眉龙，因为一些恐龙模型(móxíng)很高，还设了一个夹层。二楼(èrlóu)海洋动物陈列厅，从草履虫单细胞动物如何一步步进化到高等级动物。
教工路“碉堡楼”，过去是自博陈列馆，现在为省(wèishěng)考古所
马磊记得，“碉堡楼(lóu)”每层都挂着科学家的油画，请中国美院的学生画的，大概500块钱一幅，有(yǒu)沈括，有杨钟健（古生物学家(gǔshēngwùxuéjiā)），有达尔文。
一楼大厅进门右边靠墙(kàoqiáng)第一幅，挂着董伯伯的油画。
每年大年初一(dàniánchūyī)早上，毛昭晰一定会去看望文物战线上在岗的职工(zhígōng)，这件事一直做到他快90岁。马磊经常大年初一值班，她看到毛爷爷给大家拜完年，还要做一件事，站在董先生的画像前鞠躬祭奠(jìdiàn)。
她站在(zài)边上看着，很感动。那时，对这个油画里的(de)董聿茂，她几乎不了解，只知道，他是老馆长，著名(zhùmíng)的动物学家。但毛爷爷为什么对他那么敬重？
毛昭晰后来常常想起那块始祖鸟(shǐzǔniǎo)模型。
西湖博物馆，是他童年最(zuì)喜欢去(qù)的地方，那块模型，就放在董伯伯特意开辟的生物教材陈列室里。
董伯伯(bóbó)，从小他就这么叫。
毛昭晰的爸爸(bàbà)毛路真和董聿茂是(shì)同事和好友，一个教数学，一个教生物。三四岁，爸爸就带他去西湖博物馆拜访董伯伯，但那时(nàshí)他最感兴趣的，是博物馆山坡上铁笼里养着的几只猴子。
但他对进化论的最初知识，就来自这件陈列室(chénlièshì)：“董(dǒng)伯伯用生动形象的实物或(huò)模型配合中小学的自然课程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。”
毛昭晰出生那年，1929年6月(yuè)6日，杭州举办了第一届西湖博览会，分“八馆二所”，其中博物馆设水产部、植物部、动物部、昆虫部、（广西）瑶山部、矿产部及动物园等。博览会闭幕后，当局决定成立“西湖博物馆”，以长期收藏有科学(kēxué)价值的地矿、动植物(dòngzhíwù)和(hé)工艺等方面的展品，供民众永久参观及研究(yánjiū)。
同年11月(yuè)，西湖(xīhú)博物馆成立，首任馆长陈屺怀，馆址选择在杭州西湖孤山(gūshān)南麓平湖秋月、中山公园之间，也就是今天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。这是浙江省的博物馆事业肇始的标志。
那年，董聿茂正在日本留学(liúxué)。
1928年3月，他获得京都帝国大(dà)学(dàxué)动物学系学士学位。1928年4月进帝国大学大学院（研究院）继续深造，攻读甲壳动物学，1930年3月获帝大博士学位(bóshìxuéwèi)。
他原打算继续(jìxù)在日本搞一段时间的科学研究工作，积累较多的科研成果再回国。但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(qīnhuá)迹象越来越明显，旅日中国学人处处受到(shòudào)岐视和监视。他决意中断研究工作，提前回国。
1930年(nián)7月(yuè)，33岁的董聿茂乘海轮从日本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。
受陈屺怀的邀请，他开始担任西湖博物馆自然科学部主任兼(jiān)技师。
此时的西湖博物馆(bówùguǎn)由历史文化部(wénhuàbù)、自然科学部、总务部和会计室(kuàijìshì)三部一室组成。董聿茂带回国一批采自日本、中国台湾的标本，成为西湖博物馆第一批自然标本藏品的主体。
但是，自然科学部此前的(de)收藏品，只有西湖博览会留下来的几块矿物标本和(hé)一个鲸头骨标本，连一个陈列室都搞不起来(qǐlái)，董聿茂决心尽快改变这一状况。
1931年初，他带着自然部的青年人先在浙江天目山和宁波天童采集动、植物标本(biāoběn)(biāoběn)，接着(jiēzhe)从宁波沿海南下，在福建、台湾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采集海洋生物标本，历时近一年。之后，他又深入祖国西部青海(qīnghǎi)、西康，那时候交通很不便，却运回牦牛(máoniú)、羚羊等大型标本，极大地丰富了自然类藏品，并超过了历史部的馆藏。
儿子董振一，今年92岁，他记得，爸爸去大西北采集(cǎijí)标本，有一次从马上(mǎshàng)摔(shuāi)了下来，受了伤。他回家，却带回来一只猞猁，活的，把垫着的帆布都撕烂了。
1933年，董聿茂接任西湖博物馆馆长。他知道(zhīdào)仅靠馆里力量采集标本依然不够(bùgòu)，带着馆员开展(kāizhǎn)国际间标本交换，以丰富馆藏，当时交换到了鸭嘴兽、袋鼠、鸸鹋、大极乐鸟、湾鳄(è)、泥螈、日本大鲵、堪察加拟石蟹等珍贵标本。
1934年西湖(xīhú)博物馆职员合影，一排C位为董聿茂
193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成立，董聿茂先生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，并参加庚子赔款分配，为西湖博物馆得到一些经费(jīngfèi)，用这些经费建造了一幢双层砖木结构的(de)新式展厅(zhǎntīng)——动物(dòngwù)陈列室。他与秉志(yǔbǐngzhì)、寿振黄、朱洗、贝时璋等著名动物学家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，并创办学术刊物《中国动物学杂志》。
西湖博物馆名声大振。董聿茂对小毛说，他每次下乡都(dōu)会有很大的收获，博物馆的藏品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搜集(sōují)起来的。
1997年(nián)，毛昭晰在《怀念董聿茂(dǒngyùmào)教授》中写道，浙江自然博物馆（今浙江自然博物院）的标本馆里，还保存着六十多年(liùshíduōnián)前董伯伯亲手(qīnshǒu)采集制作的许多珍贵的标本。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的滥捕滥杀，这些标本中的一部分动物恐怕再也采集不到了。
浙江省博物馆藏的一份档案里，我们看到了(le)三个名字：
地质矿产绘图整理员施昕更(gèng)
1936 年，杭州古荡，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大学玉泉校区，要建造杭州第一公墓，动土(dòngtǔ)时出了一些石器，引起(yǐnqǐ)了筹备中的吴越史地(shǐdì)研究会的注意。
经卫聚贤倡导(chàngdǎo)，5月 31 日，由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对遗址作了一天的(de)试掘。本来，西湖博物馆派施昕更参与古荡发掘(fājué)的原意，是让他(tā)绘图记录发掘的地层，但施昕更“不务正业”，见到古荡已搜集的石器后，觉得(juéde)太熟悉了，在他的故乡良渚，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东西，他觉得应与古荡出土(chūtǔ)的石器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。古荡试掘后第二天，他迫不及待回到故乡良渚搜集，除了(chúle)石铲之外，又得到许多不同形制的石器。
董聿茂(dǒngyùmào)和卫聚贤在杭州古荡遗址
11月3日，他和董聿茂一起去了良渚附近的棋盘坟一个池塘，因农民戽水灌田，池水已干，发现了几块黑色(hēisè)的陶器碎片。开始以为可能是乌(wū)甏(bèng)的碎片，因为良渚西北的瓶窑镇曾以烧制优质乌甏出名。
“这些东西很古，说不定是一个重大发现，你要好好钻研一下，不懂(dǒng)时，可以找些资料(zīliào)看看”。董聿茂说。
施昕更马上去省图书馆查看了资料，得考古报告《城子崖》一书，又参照考古书籍(shūjí)加以研究，才知道这是一种黑陶碎片。他捡到的陶片有石器在同处发现，而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的遗物出土状况也是如此(rúcǐ)，这引起了他的兴趣(xìngqù)，他认为良渚很可能(kěnéng)与城子崖一样，是一个(yígè)古文化遗址所在地。他跟董聿茂说，准备写一个报告。
“考古学虽不同于生物学，但在(zài)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。”董聿茂鼓励他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，一边(yībiān)指导他写文章要写实在的东西，不要发空泛的议论；画图上要从实物进行摸测，搞清其(qí)厚薄变化。
1984年，浙江自然博物馆独立建制，韦植是第一(yī)任馆长，今年96岁。他说，董聿茂是甲壳类动物专家，但(dàn)对地质、矿产、植物以至历史、考古等工作(gōngzuò)一视同仁，充分支持。有一次，他去黄岩县征集柑桔(gānjú)标本，半个月前，先生就(jiù)叫他先阅读黄岩县志和有关柑桔品种的书籍，“到柑桔场时，我就勉强混充半个专家。回来后又要我写一篇柑桔品种的调查报告，他具体地给我指导和修改(xiūgǎi)。当时我想出差不过一星期，哪有这(zhè)等麻烦的事！现在(xiànzài)理解这就是培养我科研能力和撰写学术论文的基本功。”
同样，董聿茂对施昕(shīxīn)更的新发现非常重视，由馆方(yóuguǎnfāng)依照当时(dāngshí)国民政府颁布的《古物保存法》第八条之规定，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，取得采掘执照。
1936年12月(yuè)1—10日(rì)、26—30日，1937年3月8日一20日，施昕更先后三次代表西湖博物馆对棋盘坟、横圩里(héngwéilǐ)、茅庵前、古京坟、荀山东麓以及长明桥钟家村等六处遗址进行(jìnxíng)了试掘，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，并且，这期间经调查，发现了以良渚为中心(zhōngxīn)的十余处遗址。
这是他28年(nián)短暂人生中唯一的田野考古，也是良渚文化(wénhuà)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。
1937年4月，施昕更已经写完(wán)了《良渚》报告，准备(zhǔnbèi)在杭州印刷厂付印，后来因为制图版很费周折，照片制版交给了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(gōngsī)。
7月7日，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，西湖博物馆为躲避战火，必须南迁。董聿茂把图书资料、仪器、工具和(hé)日本侵略者最(zuì)想得到的标本装箱先行运往后方。为防备标本在转运过程(guòchéng)中落入敌手，他对所有标本的标签作了重新编写，隐(yǐn)去采集地点和时间。
八·一三事变后，江南局势日益紧张，杭州随时有沦陷的危险。董聿茂和浙江(zhèjiāng)图书馆馆长陈训(chénxùn)慈教授一起去找当时的教育厅(jiàoyùtīng)长许绍棣，两个馆当时都隶属于省教育厅。
许绍棣对这两位学者拒而不见。许多年之后，陈训慈先生和毛昭晰谈起(tánqǐ)这件(zhèjiàn)事时，依然气愤。
两位学者只得另谋出路(lìngmóuchūlù)。
陈训慈到处奔走，筹集了一些款把文澜阁四库全书、浙江图书馆的(de)图书和(hé)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抢运(qiǎngyùn)到了大后方。董聿茂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，作为抢运博物馆财产的费用。
西湖博物馆的文物和标本先向富阳、永康迁移。为避战火(zhànhuǒ)，3万余件珍贵植物标本疏散在余杭农牧公司，却遭过路(guòlù)日军放火焚烧殆尽。
而此时(cǐshí)，《良渚(liángzhǔ)》报告还在印刷之中。施昕更独自暂避良渚，坚持继续负责印刷的工作。
但(dàn)战火还是烧到了杭州(hángzhōu)。1937年12月24日，杭州沦陷。《良渚》的(de)印刷被迫中断，没有印成，连已经制好的图片锌板（印刷用的底版）也无法(wúfǎ)带出。他不得不抛弃相依为命的研究室，但这份报告，绝不能丢——“科学工作者必须以‘最后一课’的精神，在烽火连天(fēnghuǒliántiān)中继续我们的工作。”他写道。
施昕更把报告的校样寄存良渚，自己带着(zhe)一部《良渚》旧稿，赶去博物馆所迁移的驻地(zhùdì)，和董聿茂他们汇合。
此时，董聿茂带着钟国仪、钱惠馨夫妇以及顾剑谊、毛树森等馆员把博物馆迁到(qiāndào)了兰溪。一开始，博物馆有10人与董聿茂先生同行，经由富阳(fùyáng)、兰溪，到了永康(yǒngkāng)只剩5人。
看到稿子完好无损，董聿茂决定再度印刷(yìnshuā)。
但是，战事紧张，馆里还有(háiyǒu)5人需要生活，只有两三百块馆费，生活勉强过得下去，但要印书(yìnshū)就无法办到了。
董(dǒng)馆长带着稿子冲到已经迁往丽水的浙江省教育厅(jiàoyùtīng)，以珍惜学术著作为重，要求拨款付梓。
秘书长看(kàn)完稿子，同意由浙江省教育厅出资印刷。
此时，陆路已经不通，只能走海路。温州是无法印了，只能去上海(shànghǎi)。
于是，施昕更的(de)好友(hǎoyǒu)和同事钟国仪带着稿子，绕道温州，乘船去了当时已经是“孤岛”的上海付印。同时，又委托著名(zhùmíng)考古学家、时任“吴越史地研究会”总干事的卫聚贤先生校对。
此时，施昕更的次子(cìzi)建良患病，医治无效夭亡。
国难当头，田野考古活动几乎完全停滞的(de)中国，个人都难以保全的时刻(shíkè)，一部考古报告，在他们的接力中竟活了下来。1938年秋，《良渚》报告终于由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印刷(yìnshuā)出版，公之于众。
毛昭晰(máozhāoxī)先生捐赠给良渚博物院的《良渚》报告
杭州沦陷期间，钟国仪做完鲸鱼骨骼标本后，拒绝在敌伪(díwěi)馆内工作，去了私立学校教书糊口，解放后回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，1987年去世(qùshì)。几张抗战内迁老照片中的(de)唯一女性，就是钟国仪的太太钱惠馨，2001年去世，现在自博的华南虎(huánánhǔ)标本，就是她参与做的。
1938年春，西湖博物馆(bówùguǎn)在迁徙(qiānxǐ)途中再度被迫缩小编制，施昕更无法再留下来，只能解职。他原想(yuánxiǎng)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，但因学历太低，没有申请成功。董聿茂推荐他去瑞安工作。
1938年五六月间，施昕更投笔从戎，担任浙江省瑞安县抗日自卫(zìwèi)委员会秘书一年，直到生命最后(zuìhòu)一刻。
“最后，我这样冥想着，良渚(liángzhǔ)遗址初步发掘是完成了(le)，而(ér)我还盼望着第二次在良渚发掘的时候，在焦土瓦砾中，找出敌人(dírén)暴行的铁证，同胞血和泪的遗迹，供世界正义的批判......”卷首语最后一段，他这样写着，等待再次回到良渚。
1939年5月29日下午，施昕更在瑞安县立第二医院二号病房去世(qùshì)，年仅 28 岁(suì)， 遗有一妻一子，子仅 8 岁，名叫施忆良(shīyìliáng)——回忆良渚。2025年6月6日，施忆良去世，享年94岁。
董聿茂后来写下《我所(suǒ)知道的施昕更先生》，我们(wǒmen)今天对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的过程，以及《良渚》报告如何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细节(xìjié)，大部分来自董聿茂的描述。
马磊没有董振一(dǒngzhènyī)的联系方式，采访那天，讲到董伯伯的油画(yóuhuà)，她突然想到了“阿东”。
1999年，王卫东在董振一家里见过一张家庭合影(héyǐng)(héyǐng)，他决定根据这张董聿茂的人物形象，创作(chuàngzuò)(chuàngzuò)一张董聿茂的油画。中国美院油画专业毕业的他，后来进入自博工作，现在专攻自然油画。2012年，他出版了“人与自然”作品集，第一张，便是董聿茂。创作时，他加入(jiārù)了两件原本合影里没有的物品：显微镜和大龙虾。
归来(guīlái)报国——中国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董聿茂 布面油彩(yóucǎi) 2001年 王卫东 绘
大龙虾(dàlóngxiā)和大黄鱼都是董聿茂的研究对象。他(tā)是我国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，1986年，88岁，完成了《东海深海甲壳动物》的编著任务，发现了大批新(xīn)记录和新种，填补了我国东海深海甲壳类研究的空白；1989年，91岁，他主编了我国第一套门类较为齐全的地方动物志八卷本《浙江动物志》书稿(shūgǎo)共(gòng)460余万字全部完成。
恢复研究生制度后，汪宝永是(wāngbǎoyǒngshì)董聿茂招的(de)第一个研究生，毕业后留校做(zuò)董先生的助手。那时，董聿茂已经80多岁，给他开了“甲壳动物学”这门课，几乎每天(měitiān)在显微镜下绘制甲壳动物标本的整体及分解特征图，他画完一张实物图，董先生要和标本核对很多次，反复修改后才定稿，一张图的定稿有时候都要花(huā)一个多月甚至更久。
“你知道那部(nàbù)讲施昕更的话剧吗？”
在跟王卫东打听董振一先生的(de)联系方式时，他突然问。
“你觉得好不好看(kàn)？我(wǒ)哥哥演的董聿茂。他叫王向东，是良渚博物院的志愿者。”
董聿茂家庭合影，以及他各个时期的(de)照片
董振一看着王卫东手里的这张照片，那时候他四五岁，全家去了杭州(hángzhōu)大华照相馆，也(yě)就是抗战离开杭州前夕。
晚年，爸爸的卧室还放着显微镜、解剖镜和盛满标本的大大小小的瓶子，几乎成了实验室，走(zǒu)也走不进去。两副远近视眼镜轮替戴着(dàizhe)，还拿着放大镜仔细核查(héchá)每个标本的特征，“每顿吃饭都得三请(qǐng)四请才肯出来。”
他常想起的(de)，还有另(lìng)一张老照片，爸爸穿着长靴，背着猎枪，脖子上挂着莱卡相机，很帅。
很多人回忆里的董伯伯经常说一句话：钱要花在刀口上。韦植说，董伯伯来馆上班，中午自己带饭(dàifàn)，常是(shì)盐鸭蛋一只，开水一杯，但馆里仪器(yíqì)和设备的添置上，显微镜、解剖镜、幻灯机、照相机都是蔡司、莱卡等名牌(míngpái)，有些仪器一直用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完好的。
“他不是奢侈，而是为了更好地收集资料，工具(gōngjù)一定要最好的。”董振一说(shuō)。
1956 年工资改革时，浙江省教育厅把张宗祥（浙江省图书馆馆长）和董聿茂定为业务一级。董先生说：“阆公（张宗祥）是国学大师，他当教育厅长时我还(hái)在中学读书(dúshū)，不可与(yǔ)他并座。”只肯拿(ná)二级工资。
故事未完，请点击阅读(yuèdú)下篇
潮新闻客户端(kèhùduān) 记者 马黎 方涛 通讯员 马磊
浙江自然(zìrán)博物院库房。
一只玻璃瓶，酒精泡着几颗白色(báisè)的螺。一张白色布条沉在瓶底(píngdǐ)，黑色字迹，有拉丁文，还有中文：青岛廿五年七月下旬 董聿茂 先生(xiānshēng)采。
转过瓶身看标签：纵肋织纹(zhīwén)螺。
这是一件1936年的(de)标本。
在浙江自然博物院（以下简称自博）工作了(le)28年，马磊第一次通过照片看到了“董伯伯”采集的标本(biāoběn)，几分钟后，同事发来一张表格，文件名：董聿茂(dǒngyùmào)先生采集捐赠标本。
另两件“日本(rìběn)大鲵”的标签上，标注：抗战。备注(bèizhù)：董聿茂先生从日本带回。
今天知道“董聿茂”这个名字(míngzì)的人，已经很少了——他的同事，你可能更(gèng)熟悉：施昕更，良渚遗址发现人。
7月6日(rì)是第6个(gè)“杭州良渚日”，明天就是7月7日，88年前的这天，卢沟桥事变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战争影响了全国人民的命运(mìngyùn)，同样，也影响到良渚文化的命运。
可以说，没有董聿茂的支持，就(jiù)不会有《良渚》报告的问世，也没有良渚遗址(liángzhǔyízhǐ)第一次科学发掘，也没有今天的浙江自然博物院。
但是，在本次采访之前，我们对董聿茂的所有了解(liǎojiě)，几乎只来自(láizì)施昕更故事的一点点虚影。
“我(wǒ)进馆里时，董聿茂先生不(bù)在了，时间已经不等我们了。因为你来采访，我去档案室(dàngànshì)查，几乎查不到董伯伯的任何资料。”马磊很着急。
今天，我们如何(rúhé)寻找董聿茂？
前几天，马磊去教工路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会，碰到考古所的朋友，开玩笑：这个(zhègè)过去是我们放(fàng)“僵尸”的地方，你们知不知道？
1998年1月6日，浙江自然博物馆在教工路71号开馆，2007年11月8日闭馆，2009年7月搬到了西湖文化广场新馆。现在省考古所的(de)“碉堡楼”，就是老自博(lǎozìbó)展厅。一楼恐龙(lóng)陈列，有毛氏峨眉龙，因为一些恐龙模型(móxíng)很高，还设了一个夹层。二楼(èrlóu)海洋动物陈列厅，从草履虫单细胞动物如何一步步进化到高等级动物。
教工路“碉堡楼”，过去是自博陈列馆，现在为省(wèishěng)考古所
马磊记得，“碉堡楼(lóu)”每层都挂着科学家的油画，请中国美院的学生画的，大概500块钱一幅，有(yǒu)沈括，有杨钟健（古生物学家(gǔshēngwùxuéjiā)），有达尔文。
一楼大厅进门右边靠墙(kàoqiáng)第一幅，挂着董伯伯的油画。
每年大年初一(dàniánchūyī)早上，毛昭晰一定会去看望文物战线上在岗的职工(zhígōng)，这件事一直做到他快90岁。马磊经常大年初一值班，她看到毛爷爷给大家拜完年，还要做一件事，站在董先生的画像前鞠躬祭奠(jìdiàn)。
她站在(zài)边上看着，很感动。那时，对这个油画里的(de)董聿茂，她几乎不了解，只知道，他是老馆长，著名(zhùmíng)的动物学家。但毛爷爷为什么对他那么敬重？
毛昭晰后来常常想起那块始祖鸟(shǐzǔniǎo)模型。
西湖博物馆，是他童年最(zuì)喜欢去(qù)的地方，那块模型，就放在董伯伯特意开辟的生物教材陈列室里。
董伯伯(bóbó)，从小他就这么叫。
毛昭晰的爸爸(bàbà)毛路真和董聿茂是(shì)同事和好友，一个教数学，一个教生物。三四岁，爸爸就带他去西湖博物馆拜访董伯伯，但那时(nàshí)他最感兴趣的，是博物馆山坡上铁笼里养着的几只猴子。
但他对进化论的最初知识，就来自这件陈列室(chénlièshì)：“董(dǒng)伯伯用生动形象的实物或(huò)模型配合中小学的自然课程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。”
毛昭晰出生那年，1929年6月(yuè)6日，杭州举办了第一届西湖博览会，分“八馆二所”，其中博物馆设水产部、植物部、动物部、昆虫部、（广西）瑶山部、矿产部及动物园等。博览会闭幕后，当局决定成立“西湖博物馆”，以长期收藏有科学(kēxué)价值的地矿、动植物(dòngzhíwù)和(hé)工艺等方面的展品，供民众永久参观及研究(yánjiū)。
同年11月(yuè)，西湖(xīhú)博物馆成立，首任馆长陈屺怀，馆址选择在杭州西湖孤山(gūshān)南麓平湖秋月、中山公园之间，也就是今天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。这是浙江省的博物馆事业肇始的标志。
那年，董聿茂正在日本留学(liúxué)。
1928年3月，他获得京都帝国大(dà)学(dàxué)动物学系学士学位。1928年4月进帝国大学大学院（研究院）继续深造，攻读甲壳动物学，1930年3月获帝大博士学位(bóshìxuéwèi)。
他原打算继续(jìxù)在日本搞一段时间的科学研究工作，积累较多的科研成果再回国。但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(qīnhuá)迹象越来越明显，旅日中国学人处处受到(shòudào)岐视和监视。他决意中断研究工作，提前回国。
1930年(nián)7月(yuè)，33岁的董聿茂乘海轮从日本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。
受陈屺怀的邀请，他开始担任西湖博物馆自然科学部主任兼(jiān)技师。
此时的西湖博物馆(bówùguǎn)由历史文化部(wénhuàbù)、自然科学部、总务部和会计室(kuàijìshì)三部一室组成。董聿茂带回国一批采自日本、中国台湾的标本，成为西湖博物馆第一批自然标本藏品的主体。
但是，自然科学部此前的(de)收藏品，只有西湖博览会留下来的几块矿物标本和(hé)一个鲸头骨标本，连一个陈列室都搞不起来(qǐlái)，董聿茂决心尽快改变这一状况。
1931年初，他带着自然部的青年人先在浙江天目山和宁波天童采集动、植物标本(biāoběn)(biāoběn)，接着(jiēzhe)从宁波沿海南下，在福建、台湾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采集海洋生物标本，历时近一年。之后，他又深入祖国西部青海(qīnghǎi)、西康，那时候交通很不便，却运回牦牛(máoniú)、羚羊等大型标本，极大地丰富了自然类藏品，并超过了历史部的馆藏。
儿子董振一，今年92岁，他记得，爸爸去大西北采集(cǎijí)标本，有一次从马上(mǎshàng)摔(shuāi)了下来，受了伤。他回家，却带回来一只猞猁，活的，把垫着的帆布都撕烂了。
1933年，董聿茂接任西湖博物馆馆长。他知道(zhīdào)仅靠馆里力量采集标本依然不够(bùgòu)，带着馆员开展(kāizhǎn)国际间标本交换，以丰富馆藏，当时交换到了鸭嘴兽、袋鼠、鸸鹋、大极乐鸟、湾鳄(è)、泥螈、日本大鲵、堪察加拟石蟹等珍贵标本。
1934年西湖(xīhú)博物馆职员合影，一排C位为董聿茂
193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成立，董聿茂先生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，并参加庚子赔款分配，为西湖博物馆得到一些经费(jīngfèi)，用这些经费建造了一幢双层砖木结构的(de)新式展厅(zhǎntīng)——动物(dòngwù)陈列室。他与秉志(yǔbǐngzhì)、寿振黄、朱洗、贝时璋等著名动物学家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，并创办学术刊物《中国动物学杂志》。
西湖博物馆名声大振。董聿茂对小毛说，他每次下乡都(dōu)会有很大的收获，博物馆的藏品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搜集(sōují)起来的。
1997年(nián)，毛昭晰在《怀念董聿茂(dǒngyùmào)教授》中写道，浙江自然博物馆（今浙江自然博物院）的标本馆里，还保存着六十多年(liùshíduōnián)前董伯伯亲手(qīnshǒu)采集制作的许多珍贵的标本。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的滥捕滥杀，这些标本中的一部分动物恐怕再也采集不到了。
浙江省博物馆藏的一份档案里，我们看到了(le)三个名字：
地质矿产绘图整理员施昕更(gèng)
1936 年，杭州古荡，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大学玉泉校区，要建造杭州第一公墓，动土(dòngtǔ)时出了一些石器，引起(yǐnqǐ)了筹备中的吴越史地(shǐdì)研究会的注意。
经卫聚贤倡导(chàngdǎo)，5月 31 日，由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对遗址作了一天的(de)试掘。本来，西湖博物馆派施昕更参与古荡发掘(fājué)的原意，是让他(tā)绘图记录发掘的地层，但施昕更“不务正业”，见到古荡已搜集的石器后，觉得(juéde)太熟悉了，在他的故乡良渚，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东西，他觉得应与古荡出土(chūtǔ)的石器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。古荡试掘后第二天，他迫不及待回到故乡良渚搜集，除了(chúle)石铲之外，又得到许多不同形制的石器。
董聿茂(dǒngyùmào)和卫聚贤在杭州古荡遗址
11月3日，他和董聿茂一起去了良渚附近的棋盘坟一个池塘，因农民戽水灌田，池水已干，发现了几块黑色(hēisè)的陶器碎片。开始以为可能是乌(wū)甏(bèng)的碎片，因为良渚西北的瓶窑镇曾以烧制优质乌甏出名。
“这些东西很古，说不定是一个重大发现，你要好好钻研一下，不懂(dǒng)时，可以找些资料(zīliào)看看”。董聿茂说。
施昕更马上去省图书馆查看了资料，得考古报告《城子崖》一书，又参照考古书籍(shūjí)加以研究，才知道这是一种黑陶碎片。他捡到的陶片有石器在同处发现，而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的遗物出土状况也是如此(rúcǐ)，这引起了他的兴趣(xìngqù)，他认为良渚很可能(kěnéng)与城子崖一样，是一个(yígè)古文化遗址所在地。他跟董聿茂说，准备写一个报告。
“考古学虽不同于生物学，但在(zài)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。”董聿茂鼓励他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，一边(yībiān)指导他写文章要写实在的东西，不要发空泛的议论；画图上要从实物进行摸测，搞清其(qí)厚薄变化。
1984年，浙江自然博物馆独立建制，韦植是第一(yī)任馆长，今年96岁。他说，董聿茂是甲壳类动物专家，但(dàn)对地质、矿产、植物以至历史、考古等工作(gōngzuò)一视同仁，充分支持。有一次，他去黄岩县征集柑桔(gānjú)标本，半个月前，先生就(jiù)叫他先阅读黄岩县志和有关柑桔品种的书籍，“到柑桔场时，我就勉强混充半个专家。回来后又要我写一篇柑桔品种的调查报告，他具体地给我指导和修改(xiūgǎi)。当时我想出差不过一星期，哪有这(zhè)等麻烦的事！现在(xiànzài)理解这就是培养我科研能力和撰写学术论文的基本功。”
同样，董聿茂对施昕(shīxīn)更的新发现非常重视，由馆方(yóuguǎnfāng)依照当时(dāngshí)国民政府颁布的《古物保存法》第八条之规定，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，取得采掘执照。
1936年12月(yuè)1—10日(rì)、26—30日，1937年3月8日一20日，施昕更先后三次代表西湖博物馆对棋盘坟、横圩里(héngwéilǐ)、茅庵前、古京坟、荀山东麓以及长明桥钟家村等六处遗址进行(jìnxíng)了试掘，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，并且，这期间经调查，发现了以良渚为中心(zhōngxīn)的十余处遗址。
这是他28年(nián)短暂人生中唯一的田野考古，也是良渚文化(wénhuà)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。
1937年4月，施昕更已经写完(wán)了《良渚》报告，准备(zhǔnbèi)在杭州印刷厂付印，后来因为制图版很费周折，照片制版交给了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(gōngsī)。
7月7日，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，西湖博物馆为躲避战火，必须南迁。董聿茂把图书资料、仪器、工具和(hé)日本侵略者最(zuì)想得到的标本装箱先行运往后方。为防备标本在转运过程(guòchéng)中落入敌手，他对所有标本的标签作了重新编写，隐(yǐn)去采集地点和时间。
八·一三事变后，江南局势日益紧张，杭州随时有沦陷的危险。董聿茂和浙江(zhèjiāng)图书馆馆长陈训(chénxùn)慈教授一起去找当时的教育厅(jiàoyùtīng)长许绍棣，两个馆当时都隶属于省教育厅。
许绍棣对这两位学者拒而不见。许多年之后，陈训慈先生和毛昭晰谈起(tánqǐ)这件(zhèjiàn)事时，依然气愤。
两位学者只得另谋出路(lìngmóuchūlù)。
陈训慈到处奔走，筹集了一些款把文澜阁四库全书、浙江图书馆的(de)图书和(hé)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抢运(qiǎngyùn)到了大后方。董聿茂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，作为抢运博物馆财产的费用。
西湖博物馆的文物和标本先向富阳、永康迁移。为避战火(zhànhuǒ)，3万余件珍贵植物标本疏散在余杭农牧公司，却遭过路(guòlù)日军放火焚烧殆尽。
而此时(cǐshí)，《良渚(liángzhǔ)》报告还在印刷之中。施昕更独自暂避良渚，坚持继续负责印刷的工作。
但(dàn)战火还是烧到了杭州(hángzhōu)。1937年12月24日，杭州沦陷。《良渚》的(de)印刷被迫中断，没有印成，连已经制好的图片锌板（印刷用的底版）也无法(wúfǎ)带出。他不得不抛弃相依为命的研究室，但这份报告，绝不能丢——“科学工作者必须以‘最后一课’的精神，在烽火连天(fēnghuǒliántiān)中继续我们的工作。”他写道。
施昕更把报告的校样寄存良渚，自己带着(zhe)一部《良渚》旧稿，赶去博物馆所迁移的驻地(zhùdì)，和董聿茂他们汇合。
此时，董聿茂带着钟国仪、钱惠馨夫妇以及顾剑谊、毛树森等馆员把博物馆迁到(qiāndào)了兰溪。一开始，博物馆有10人与董聿茂先生同行，经由富阳(fùyáng)、兰溪，到了永康(yǒngkāng)只剩5人。
看到稿子完好无损，董聿茂决定再度印刷(yìnshuā)。
但是，战事紧张，馆里还有(háiyǒu)5人需要生活，只有两三百块馆费，生活勉强过得下去，但要印书(yìnshū)就无法办到了。
董(dǒng)馆长带着稿子冲到已经迁往丽水的浙江省教育厅(jiàoyùtīng)，以珍惜学术著作为重，要求拨款付梓。
秘书长看(kàn)完稿子，同意由浙江省教育厅出资印刷。
此时，陆路已经不通，只能走海路。温州是无法印了，只能去上海(shànghǎi)。
于是，施昕更的(de)好友(hǎoyǒu)和同事钟国仪带着稿子，绕道温州，乘船去了当时已经是“孤岛”的上海付印。同时，又委托著名(zhùmíng)考古学家、时任“吴越史地研究会”总干事的卫聚贤先生校对。
此时，施昕更的次子(cìzi)建良患病，医治无效夭亡。
国难当头，田野考古活动几乎完全停滞的(de)中国，个人都难以保全的时刻(shíkè)，一部考古报告，在他们的接力中竟活了下来。1938年秋，《良渚》报告终于由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印刷(yìnshuā)出版，公之于众。
毛昭晰(máozhāoxī)先生捐赠给良渚博物院的《良渚》报告
杭州沦陷期间，钟国仪做完鲸鱼骨骼标本后，拒绝在敌伪(díwěi)馆内工作，去了私立学校教书糊口，解放后回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，1987年去世(qùshì)。几张抗战内迁老照片中的(de)唯一女性，就是钟国仪的太太钱惠馨，2001年去世，现在自博的华南虎(huánánhǔ)标本，就是她参与做的。
1938年春，西湖博物馆(bówùguǎn)在迁徙(qiānxǐ)途中再度被迫缩小编制，施昕更无法再留下来，只能解职。他原想(yuánxiǎng)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，但因学历太低，没有申请成功。董聿茂推荐他去瑞安工作。
1938年五六月间，施昕更投笔从戎，担任浙江省瑞安县抗日自卫(zìwèi)委员会秘书一年，直到生命最后(zuìhòu)一刻。
“最后，我这样冥想着，良渚(liángzhǔ)遗址初步发掘是完成了(le)，而(ér)我还盼望着第二次在良渚发掘的时候，在焦土瓦砾中，找出敌人(dírén)暴行的铁证，同胞血和泪的遗迹，供世界正义的批判......”卷首语最后一段，他这样写着，等待再次回到良渚。
1939年5月29日下午，施昕更在瑞安县立第二医院二号病房去世(qùshì)，年仅 28 岁(suì)， 遗有一妻一子，子仅 8 岁，名叫施忆良(shīyìliáng)——回忆良渚。2025年6月6日，施忆良去世，享年94岁。
董聿茂后来写下《我所(suǒ)知道的施昕更先生》，我们(wǒmen)今天对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的过程，以及《良渚》报告如何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细节(xìjié)，大部分来自董聿茂的描述。
马磊没有董振一(dǒngzhènyī)的联系方式，采访那天，讲到董伯伯的油画(yóuhuà)，她突然想到了“阿东”。
1999年，王卫东在董振一家里见过一张家庭合影(héyǐng)(héyǐng)，他决定根据这张董聿茂的人物形象，创作(chuàngzuò)(chuàngzuò)一张董聿茂的油画。中国美院油画专业毕业的他，后来进入自博工作，现在专攻自然油画。2012年，他出版了“人与自然”作品集，第一张，便是董聿茂。创作时，他加入(jiārù)了两件原本合影里没有的物品：显微镜和大龙虾。
归来(guīlái)报国——中国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董聿茂 布面油彩(yóucǎi) 2001年 王卫东 绘
大龙虾(dàlóngxiā)和大黄鱼都是董聿茂的研究对象。他(tā)是我国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，1986年，88岁，完成了《东海深海甲壳动物》的编著任务，发现了大批新(xīn)记录和新种，填补了我国东海深海甲壳类研究的空白；1989年，91岁，他主编了我国第一套门类较为齐全的地方动物志八卷本《浙江动物志》书稿(shūgǎo)共(gòng)460余万字全部完成。
恢复研究生制度后，汪宝永是(wāngbǎoyǒngshì)董聿茂招的(de)第一个研究生，毕业后留校做(zuò)董先生的助手。那时，董聿茂已经80多岁，给他开了“甲壳动物学”这门课，几乎每天(měitiān)在显微镜下绘制甲壳动物标本的整体及分解特征图，他画完一张实物图，董先生要和标本核对很多次，反复修改后才定稿，一张图的定稿有时候都要花(huā)一个多月甚至更久。
“你知道那部(nàbù)讲施昕更的话剧吗？”
在跟王卫东打听董振一先生的(de)联系方式时，他突然问。
“你觉得好不好看(kàn)？我(wǒ)哥哥演的董聿茂。他叫王向东，是良渚博物院的志愿者。”
董聿茂家庭合影，以及他各个时期的(de)照片
董振一看着王卫东手里的这张照片，那时候他四五岁，全家去了杭州(hángzhōu)大华照相馆，也(yě)就是抗战离开杭州前夕。
晚年，爸爸的卧室还放着显微镜、解剖镜和盛满标本的大大小小的瓶子，几乎成了实验室，走(zǒu)也走不进去。两副远近视眼镜轮替戴着(dàizhe)，还拿着放大镜仔细核查(héchá)每个标本的特征，“每顿吃饭都得三请(qǐng)四请才肯出来。”
他常想起的(de)，还有另(lìng)一张老照片，爸爸穿着长靴，背着猎枪，脖子上挂着莱卡相机，很帅。
很多人回忆里的董伯伯经常说一句话：钱要花在刀口上。韦植说，董伯伯来馆上班，中午自己带饭(dàifàn)，常是(shì)盐鸭蛋一只，开水一杯，但馆里仪器(yíqì)和设备的添置上，显微镜、解剖镜、幻灯机、照相机都是蔡司、莱卡等名牌(míngpái)，有些仪器一直用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完好的。
“他不是奢侈，而是为了更好地收集资料，工具(gōngjù)一定要最好的。”董振一说(shuō)。
1956 年工资改革时，浙江省教育厅把张宗祥（浙江省图书馆馆长）和董聿茂定为业务一级。董先生说：“阆公（张宗祥）是国学大师，他当教育厅长时我还(hái)在中学读书(dúshū)，不可与(yǔ)他并座。”只肯拿(ná)二级工资。
故事未完，请点击阅读(yuèdú)下篇
在浙江自然博物院（以下简称自博）工作了(le)28年，马磊第一次通过照片看到了“董伯伯”采集的标本(biāoběn)，几分钟后，同事发来一张表格，文件名：董聿茂(dǒngyùmào)先生采集捐赠标本。
另两件“日本(rìběn)大鲵”的标签上，标注：抗战。备注(bèizhù)：董聿茂先生从日本带回。
今天知道“董聿茂”这个名字(míngzì)的人，已经很少了——他的同事，你可能更(gèng)熟悉：施昕更，良渚遗址发现人。
7月6日(rì)是第6个(gè)“杭州良渚日”，明天就是7月7日，88年前的这天，卢沟桥事变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战争影响了全国人民的命运(mìngyùn)，同样，也影响到良渚文化的命运。
可以说，没有董聿茂的支持，就(jiù)不会有《良渚》报告的问世，也没有良渚遗址(liángzhǔyízhǐ)第一次科学发掘，也没有今天的浙江自然博物院。
但是，在本次采访之前，我们对董聿茂的所有了解(liǎojiě)，几乎只来自(láizì)施昕更故事的一点点虚影。
“我(wǒ)进馆里时，董聿茂先生不(bù)在了，时间已经不等我们了。因为你来采访，我去档案室(dàngànshì)查，几乎查不到董伯伯的任何资料。”马磊很着急。
今天，我们如何(rúhé)寻找董聿茂？
前几天，马磊去教工路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会，碰到考古所的朋友，开玩笑：这个(zhègè)过去是我们放(fàng)“僵尸”的地方，你们知不知道？
1998年1月6日，浙江自然博物馆在教工路71号开馆，2007年11月8日闭馆，2009年7月搬到了西湖文化广场新馆。现在省考古所的(de)“碉堡楼”，就是老自博(lǎozìbó)展厅。一楼恐龙(lóng)陈列，有毛氏峨眉龙，因为一些恐龙模型(móxíng)很高，还设了一个夹层。二楼(èrlóu)海洋动物陈列厅，从草履虫单细胞动物如何一步步进化到高等级动物。
教工路“碉堡楼”，过去是自博陈列馆，现在为省(wèishěng)考古所
马磊记得，“碉堡楼(lóu)”每层都挂着科学家的油画，请中国美院的学生画的，大概500块钱一幅，有(yǒu)沈括，有杨钟健（古生物学家(gǔshēngwùxuéjiā)），有达尔文。
一楼大厅进门右边靠墙(kàoqiáng)第一幅，挂着董伯伯的油画。
每年大年初一(dàniánchūyī)早上，毛昭晰一定会去看望文物战线上在岗的职工(zhígōng)，这件事一直做到他快90岁。马磊经常大年初一值班，她看到毛爷爷给大家拜完年，还要做一件事，站在董先生的画像前鞠躬祭奠(jìdiàn)。
她站在(zài)边上看着，很感动。那时，对这个油画里的(de)董聿茂，她几乎不了解，只知道，他是老馆长，著名(zhùmíng)的动物学家。但毛爷爷为什么对他那么敬重？
毛昭晰后来常常想起那块始祖鸟(shǐzǔniǎo)模型。
西湖博物馆，是他童年最(zuì)喜欢去(qù)的地方，那块模型，就放在董伯伯特意开辟的生物教材陈列室里。
董伯伯(bóbó)，从小他就这么叫。
毛昭晰的爸爸(bàbà)毛路真和董聿茂是(shì)同事和好友，一个教数学，一个教生物。三四岁，爸爸就带他去西湖博物馆拜访董伯伯，但那时(nàshí)他最感兴趣的，是博物馆山坡上铁笼里养着的几只猴子。
但他对进化论的最初知识，就来自这件陈列室(chénlièshì)：“董(dǒng)伯伯用生动形象的实物或(huò)模型配合中小学的自然课程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。”
毛昭晰出生那年，1929年6月(yuè)6日，杭州举办了第一届西湖博览会，分“八馆二所”，其中博物馆设水产部、植物部、动物部、昆虫部、（广西）瑶山部、矿产部及动物园等。博览会闭幕后，当局决定成立“西湖博物馆”，以长期收藏有科学(kēxué)价值的地矿、动植物(dòngzhíwù)和(hé)工艺等方面的展品，供民众永久参观及研究(yánjiū)。
同年11月(yuè)，西湖(xīhú)博物馆成立，首任馆长陈屺怀，馆址选择在杭州西湖孤山(gūshān)南麓平湖秋月、中山公园之间，也就是今天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。这是浙江省的博物馆事业肇始的标志。
那年，董聿茂正在日本留学(liúxué)。
1928年3月，他获得京都帝国大(dà)学(dàxué)动物学系学士学位。1928年4月进帝国大学大学院（研究院）继续深造，攻读甲壳动物学，1930年3月获帝大博士学位(bóshìxuéwèi)。
他原打算继续(jìxù)在日本搞一段时间的科学研究工作，积累较多的科研成果再回国。但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(qīnhuá)迹象越来越明显，旅日中国学人处处受到(shòudào)岐视和监视。他决意中断研究工作，提前回国。
1930年(nián)7月(yuè)，33岁的董聿茂乘海轮从日本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。
受陈屺怀的邀请，他开始担任西湖博物馆自然科学部主任兼(jiān)技师。
此时的西湖博物馆(bówùguǎn)由历史文化部(wénhuàbù)、自然科学部、总务部和会计室(kuàijìshì)三部一室组成。董聿茂带回国一批采自日本、中国台湾的标本，成为西湖博物馆第一批自然标本藏品的主体。
但是，自然科学部此前的(de)收藏品，只有西湖博览会留下来的几块矿物标本和(hé)一个鲸头骨标本，连一个陈列室都搞不起来(qǐlái)，董聿茂决心尽快改变这一状况。
1931年初，他带着自然部的青年人先在浙江天目山和宁波天童采集动、植物标本(biāoběn)(biāoběn)，接着(jiēzhe)从宁波沿海南下，在福建、台湾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采集海洋生物标本，历时近一年。之后，他又深入祖国西部青海(qīnghǎi)、西康，那时候交通很不便，却运回牦牛(máoniú)、羚羊等大型标本，极大地丰富了自然类藏品，并超过了历史部的馆藏。
儿子董振一，今年92岁，他记得，爸爸去大西北采集(cǎijí)标本，有一次从马上(mǎshàng)摔(shuāi)了下来，受了伤。他回家，却带回来一只猞猁，活的，把垫着的帆布都撕烂了。
1933年，董聿茂接任西湖博物馆馆长。他知道(zhīdào)仅靠馆里力量采集标本依然不够(bùgòu)，带着馆员开展(kāizhǎn)国际间标本交换，以丰富馆藏，当时交换到了鸭嘴兽、袋鼠、鸸鹋、大极乐鸟、湾鳄(è)、泥螈、日本大鲵、堪察加拟石蟹等珍贵标本。
1934年西湖(xīhú)博物馆职员合影，一排C位为董聿茂
193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成立，董聿茂先生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，并参加庚子赔款分配，为西湖博物馆得到一些经费(jīngfèi)，用这些经费建造了一幢双层砖木结构的(de)新式展厅(zhǎntīng)——动物(dòngwù)陈列室。他与秉志(yǔbǐngzhì)、寿振黄、朱洗、贝时璋等著名动物学家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，并创办学术刊物《中国动物学杂志》。
西湖博物馆名声大振。董聿茂对小毛说，他每次下乡都(dōu)会有很大的收获，博物馆的藏品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搜集(sōují)起来的。
1997年(nián)，毛昭晰在《怀念董聿茂(dǒngyùmào)教授》中写道，浙江自然博物馆（今浙江自然博物院）的标本馆里，还保存着六十多年(liùshíduōnián)前董伯伯亲手(qīnshǒu)采集制作的许多珍贵的标本。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的滥捕滥杀，这些标本中的一部分动物恐怕再也采集不到了。
浙江省博物馆藏的一份档案里，我们看到了(le)三个名字：
地质矿产绘图整理员施昕更(gèng)
1936 年，杭州古荡，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大学玉泉校区，要建造杭州第一公墓，动土(dòngtǔ)时出了一些石器，引起(yǐnqǐ)了筹备中的吴越史地(shǐdì)研究会的注意。
经卫聚贤倡导(chàngdǎo)，5月 31 日，由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对遗址作了一天的(de)试掘。本来，西湖博物馆派施昕更参与古荡发掘(fājué)的原意，是让他(tā)绘图记录发掘的地层，但施昕更“不务正业”，见到古荡已搜集的石器后，觉得(juéde)太熟悉了，在他的故乡良渚，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东西，他觉得应与古荡出土(chūtǔ)的石器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。古荡试掘后第二天，他迫不及待回到故乡良渚搜集，除了(chúle)石铲之外，又得到许多不同形制的石器。
董聿茂(dǒngyùmào)和卫聚贤在杭州古荡遗址
11月3日，他和董聿茂一起去了良渚附近的棋盘坟一个池塘，因农民戽水灌田，池水已干，发现了几块黑色(hēisè)的陶器碎片。开始以为可能是乌(wū)甏(bèng)的碎片，因为良渚西北的瓶窑镇曾以烧制优质乌甏出名。
“这些东西很古，说不定是一个重大发现，你要好好钻研一下，不懂(dǒng)时，可以找些资料(zīliào)看看”。董聿茂说。
施昕更马上去省图书馆查看了资料，得考古报告《城子崖》一书，又参照考古书籍(shūjí)加以研究，才知道这是一种黑陶碎片。他捡到的陶片有石器在同处发现，而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的遗物出土状况也是如此(rúcǐ)，这引起了他的兴趣(xìngqù)，他认为良渚很可能(kěnéng)与城子崖一样，是一个(yígè)古文化遗址所在地。他跟董聿茂说，准备写一个报告。
“考古学虽不同于生物学，但在(zài)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。”董聿茂鼓励他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，一边(yībiān)指导他写文章要写实在的东西，不要发空泛的议论；画图上要从实物进行摸测，搞清其(qí)厚薄变化。
1984年，浙江自然博物馆独立建制，韦植是第一(yī)任馆长，今年96岁。他说，董聿茂是甲壳类动物专家，但(dàn)对地质、矿产、植物以至历史、考古等工作(gōngzuò)一视同仁，充分支持。有一次，他去黄岩县征集柑桔(gānjú)标本，半个月前，先生就(jiù)叫他先阅读黄岩县志和有关柑桔品种的书籍，“到柑桔场时，我就勉强混充半个专家。回来后又要我写一篇柑桔品种的调查报告，他具体地给我指导和修改(xiūgǎi)。当时我想出差不过一星期，哪有这(zhè)等麻烦的事！现在(xiànzài)理解这就是培养我科研能力和撰写学术论文的基本功。”
同样，董聿茂对施昕(shīxīn)更的新发现非常重视，由馆方(yóuguǎnfāng)依照当时(dāngshí)国民政府颁布的《古物保存法》第八条之规定，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，取得采掘执照。
1936年12月(yuè)1—10日(rì)、26—30日，1937年3月8日一20日，施昕更先后三次代表西湖博物馆对棋盘坟、横圩里(héngwéilǐ)、茅庵前、古京坟、荀山东麓以及长明桥钟家村等六处遗址进行(jìnxíng)了试掘，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，并且，这期间经调查，发现了以良渚为中心(zhōngxīn)的十余处遗址。
这是他28年(nián)短暂人生中唯一的田野考古，也是良渚文化(wénhuà)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。
1937年4月，施昕更已经写完(wán)了《良渚》报告，准备(zhǔnbèi)在杭州印刷厂付印，后来因为制图版很费周折，照片制版交给了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(gōngsī)。
7月7日，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，西湖博物馆为躲避战火，必须南迁。董聿茂把图书资料、仪器、工具和(hé)日本侵略者最(zuì)想得到的标本装箱先行运往后方。为防备标本在转运过程(guòchéng)中落入敌手，他对所有标本的标签作了重新编写，隐(yǐn)去采集地点和时间。
八·一三事变后，江南局势日益紧张，杭州随时有沦陷的危险。董聿茂和浙江(zhèjiāng)图书馆馆长陈训(chénxùn)慈教授一起去找当时的教育厅(jiàoyùtīng)长许绍棣，两个馆当时都隶属于省教育厅。
许绍棣对这两位学者拒而不见。许多年之后，陈训慈先生和毛昭晰谈起(tánqǐ)这件(zhèjiàn)事时，依然气愤。
两位学者只得另谋出路(lìngmóuchūlù)。
陈训慈到处奔走，筹集了一些款把文澜阁四库全书、浙江图书馆的(de)图书和(hé)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抢运(qiǎngyùn)到了大后方。董聿茂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，作为抢运博物馆财产的费用。
西湖博物馆的文物和标本先向富阳、永康迁移。为避战火(zhànhuǒ)，3万余件珍贵植物标本疏散在余杭农牧公司，却遭过路(guòlù)日军放火焚烧殆尽。
而此时(cǐshí)，《良渚(liángzhǔ)》报告还在印刷之中。施昕更独自暂避良渚，坚持继续负责印刷的工作。
但(dàn)战火还是烧到了杭州(hángzhōu)。1937年12月24日，杭州沦陷。《良渚》的(de)印刷被迫中断，没有印成，连已经制好的图片锌板（印刷用的底版）也无法(wúfǎ)带出。他不得不抛弃相依为命的研究室，但这份报告，绝不能丢——“科学工作者必须以‘最后一课’的精神，在烽火连天(fēnghuǒliántiān)中继续我们的工作。”他写道。
施昕更把报告的校样寄存良渚，自己带着(zhe)一部《良渚》旧稿，赶去博物馆所迁移的驻地(zhùdì)，和董聿茂他们汇合。
此时，董聿茂带着钟国仪、钱惠馨夫妇以及顾剑谊、毛树森等馆员把博物馆迁到(qiāndào)了兰溪。一开始，博物馆有10人与董聿茂先生同行，经由富阳(fùyáng)、兰溪，到了永康(yǒngkāng)只剩5人。
看到稿子完好无损，董聿茂决定再度印刷(yìnshuā)。
但是，战事紧张，馆里还有(háiyǒu)5人需要生活，只有两三百块馆费，生活勉强过得下去，但要印书(yìnshū)就无法办到了。
董(dǒng)馆长带着稿子冲到已经迁往丽水的浙江省教育厅(jiàoyùtīng)，以珍惜学术著作为重，要求拨款付梓。
秘书长看(kàn)完稿子，同意由浙江省教育厅出资印刷。
此时，陆路已经不通，只能走海路。温州是无法印了，只能去上海(shànghǎi)。
于是，施昕更的(de)好友(hǎoyǒu)和同事钟国仪带着稿子，绕道温州，乘船去了当时已经是“孤岛”的上海付印。同时，又委托著名(zhùmíng)考古学家、时任“吴越史地研究会”总干事的卫聚贤先生校对。
此时，施昕更的次子(cìzi)建良患病，医治无效夭亡。
国难当头，田野考古活动几乎完全停滞的(de)中国，个人都难以保全的时刻(shíkè)，一部考古报告，在他们的接力中竟活了下来。1938年秋，《良渚》报告终于由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印刷(yìnshuā)出版，公之于众。
毛昭晰(máozhāoxī)先生捐赠给良渚博物院的《良渚》报告
杭州沦陷期间，钟国仪做完鲸鱼骨骼标本后，拒绝在敌伪(díwěi)馆内工作，去了私立学校教书糊口，解放后回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，1987年去世(qùshì)。几张抗战内迁老照片中的(de)唯一女性，就是钟国仪的太太钱惠馨，2001年去世，现在自博的华南虎(huánánhǔ)标本，就是她参与做的。
1938年春，西湖博物馆(bówùguǎn)在迁徙(qiānxǐ)途中再度被迫缩小编制，施昕更无法再留下来，只能解职。他原想(yuánxiǎng)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，但因学历太低，没有申请成功。董聿茂推荐他去瑞安工作。
1938年五六月间，施昕更投笔从戎，担任浙江省瑞安县抗日自卫(zìwèi)委员会秘书一年，直到生命最后(zuìhòu)一刻。
“最后，我这样冥想着，良渚(liángzhǔ)遗址初步发掘是完成了(le)，而(ér)我还盼望着第二次在良渚发掘的时候，在焦土瓦砾中，找出敌人(dírén)暴行的铁证，同胞血和泪的遗迹，供世界正义的批判......”卷首语最后一段，他这样写着，等待再次回到良渚。
1939年5月29日下午，施昕更在瑞安县立第二医院二号病房去世(qùshì)，年仅 28 岁(suì)， 遗有一妻一子，子仅 8 岁，名叫施忆良(shīyìliáng)——回忆良渚。2025年6月6日，施忆良去世，享年94岁。
董聿茂后来写下《我所(suǒ)知道的施昕更先生》，我们(wǒmen)今天对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的过程，以及《良渚》报告如何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细节(xìjié)，大部分来自董聿茂的描述。
马磊没有董振一(dǒngzhènyī)的联系方式，采访那天，讲到董伯伯的油画(yóuhuà)，她突然想到了“阿东”。
1999年，王卫东在董振一家里见过一张家庭合影(héyǐng)(héyǐng)，他决定根据这张董聿茂的人物形象，创作(chuàngzuò)(chuàngzuò)一张董聿茂的油画。中国美院油画专业毕业的他，后来进入自博工作，现在专攻自然油画。2012年，他出版了“人与自然”作品集，第一张，便是董聿茂。创作时，他加入(jiārù)了两件原本合影里没有的物品：显微镜和大龙虾。
归来(guīlái)报国——中国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董聿茂 布面油彩(yóucǎi) 2001年 王卫东 绘
大龙虾(dàlóngxiā)和大黄鱼都是董聿茂的研究对象。他(tā)是我国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，1986年，88岁，完成了《东海深海甲壳动物》的编著任务，发现了大批新(xīn)记录和新种，填补了我国东海深海甲壳类研究的空白；1989年，91岁，他主编了我国第一套门类较为齐全的地方动物志八卷本《浙江动物志》书稿(shūgǎo)共(gòng)460余万字全部完成。
恢复研究生制度后，汪宝永是(wāngbǎoyǒngshì)董聿茂招的(de)第一个研究生，毕业后留校做(zuò)董先生的助手。那时，董聿茂已经80多岁，给他开了“甲壳动物学”这门课，几乎每天(měitiān)在显微镜下绘制甲壳动物标本的整体及分解特征图，他画完一张实物图，董先生要和标本核对很多次，反复修改后才定稿，一张图的定稿有时候都要花(huā)一个多月甚至更久。
“你知道那部(nàbù)讲施昕更的话剧吗？”
在跟王卫东打听董振一先生的(de)联系方式时，他突然问。
“你觉得好不好看(kàn)？我(wǒ)哥哥演的董聿茂。他叫王向东，是良渚博物院的志愿者。”
董聿茂家庭合影，以及他各个时期的(de)照片
董振一看着王卫东手里的这张照片，那时候他四五岁，全家去了杭州(hángzhōu)大华照相馆，也(yě)就是抗战离开杭州前夕。
晚年，爸爸的卧室还放着显微镜、解剖镜和盛满标本的大大小小的瓶子，几乎成了实验室，走(zǒu)也走不进去。两副远近视眼镜轮替戴着(dàizhe)，还拿着放大镜仔细核查(héchá)每个标本的特征，“每顿吃饭都得三请(qǐng)四请才肯出来。”
他常想起的(de)，还有另(lìng)一张老照片，爸爸穿着长靴，背着猎枪，脖子上挂着莱卡相机，很帅。
很多人回忆里的董伯伯经常说一句话：钱要花在刀口上。韦植说，董伯伯来馆上班，中午自己带饭(dàifàn)，常是(shì)盐鸭蛋一只，开水一杯，但馆里仪器(yíqì)和设备的添置上，显微镜、解剖镜、幻灯机、照相机都是蔡司、莱卡等名牌(míngpái)，有些仪器一直用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完好的。
“他不是奢侈，而是为了更好地收集资料，工具(gōngjù)一定要最好的。”董振一说(shuō)。
1956 年工资改革时，浙江省教育厅把张宗祥（浙江省图书馆馆长）和董聿茂定为业务一级。董先生说：“阆公（张宗祥）是国学大师，他当教育厅长时我还(hái)在中学读书(dúshū)，不可与(yǔ)他并座。”只肯拿(ná)二级工资。
故事未完，请点击阅读(yuèdú)下篇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暂无评论，快抢沙发吧~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